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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達賴集團分裂言行、揭露達賴集團反動本質系列評論之二:舊西藏是一個“文明社會”嗎? 發布時間:2017-11-22 20:53:26

 

 2010年年初,達賴集團的《西藏之頁》發表題為《中共所謂“舊西藏是一個封建農奴制”純屬虛構》的文章,聲稱1949年以前的西藏既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也不是一個封建農奴制社會。文章把舊西藏描繪成一種自給自足、佃農相當富裕、沒有饑荒和很少乞丐、法治公平的社會,甚至認為舊西藏是一個比今天中國“更加文明的社會”。自給自足、佃農相當富裕、沒有饑荒和很少乞丐、法治公平——舊西藏竟然是一個“文明社會”?證據呢?美國藏學家譚·戈倫夫就曾經說過:“沒有證據證明西藏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的世外桃源。”而證明舊西藏是一個殘暴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的證據卻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實、藏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那些親歷舊西藏黑暗統治的人們,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舊西藏就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幾個漂亮的辭藻、幾聲別有用心的“喧囂”,無論怎樣巧舌如簧,都掩蓋不了歷史真相。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是建立在農奴主對生產資料和農奴人身占有基礎之上的。舊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河灘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占有,他們被稱之為“西藏的三大領主”。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領種份地,向農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窮(意為冒煙的小戶)是農奴,他們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種份地維持生計。另有約5%的朗生是世代奴隸,被當成會說話的工具。早在17世紀后半葉,五世達賴頒發的村地文書即明確規定:人(農奴)和水、草、森林是跟隨土地一并封給農奴主的。農奴主可隨意出賣、抵押、轉讓或處死農奴。嫁出或外贅一個農奴要換進一個農奴。農奴主還強迫那些未直接為其支差的堆窮繳納人役稅,以示人身依附關系。而西藏自治區的館藏檔案中有大量檔案證明農奴除了長年在農奴主的自營地上無償勞動外,還要負擔名目繁多的差役和捐稅。農奴主對農奴剝削的主要形式是包括徭役、賦稅、地(畜)租在內的烏拉差役。僅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稅就達200多種。農奴為地方政府和莊園領主所支的差,一般要占農奴戶勞動量的50%以上,有的高達70%至80%。 

    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深刻地指出,“在西藏,社會和政府奠基于宗教目標與行為凌駕一切的價值系統之上”。“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是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大量史料、藏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都證明了舊西藏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 

    這一結論同樣來自18世紀到20世紀連續200年間許多西方學者、探險家甚至侵略者的深刻體驗。這些西方人以照片和著作等形式更加深刻、具體地描述了舊西藏的黑暗。

    1904年到過拉薩的英國隨軍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中有詳細的記載。他說當時的西藏,“人民還停留在中世紀的年代,不僅僅是在他們的政體、宗教方面,在他們的嚴厲懲罰、巫術、靈童轉世以及要經受烈火與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這個地方實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農民是他們的奴隸”。

    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在《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中說:“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

    20世紀20年代長期在拉薩生活的英國人查爾斯·貝爾在他的《西藏志》中寫道,“西藏仍在封建時期,其貴族握有大權,勢力浩大,貴族與僧侶,共同盤踞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其財產之巨大,亦不弱于寺院。”這些外國人身臨其境,眼見為實,以客觀純粹的眼光,而非政治、階級、階層的立場,反映了一個客觀真實的舊西藏。

    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腐朽統治下,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低下,幾乎每年都會發生程度不同的自然和人為災害。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的館藏檔案中,有大量的檔案涉及到舊西藏各地發生白災(雪災)、黑災(霜災)、紅災(戰亂)、花災(瘟疫)等多種自然和人為災害,請求噶廈政府消災賑災的報告。也有大量的檔案證明,為了消災,噶廈政府責令念經禳解,做法事消災。因為沒有稍有成效的減災賑災辦法,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饑荒和大規模的人畜死亡,疾病流行,乞丐比比皆是。 

    據史料記載,舊西藏的拉薩,每一個角落都散布著乞丐。大昭寺西面以前就是個乞丐村,小昭寺前也是乞丐的聚集地。當時拉薩3萬多人中,乞丐就有三四千人。拉薩這個中心尚且如此,那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據1940年對藏東地區的一項調查表明:38%的家庭從來沒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時不得不吃和牛骨頭一起煮的、與燕麥面或豆面攙和在一起的野草。

    做奴隸的絕望、餓肚子的凄慘,曾經親身經歷過舊西藏黑暗統治的人們更是刻骨銘心,深惡痛絕。“1959年民主改革前,我只有十來歲,那時候我給領主家大少爺當傭人,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那個領主的農奴。”中國著名的藏學家拉巴平措教授回憶。

    在日喀則目前保存完好的帕拉莊園里,可以看到農奴主與朗生的住處可謂天壤之別。帕拉莊園面積5000多平方米,共有三層樓,82間房子。總面積僅有150多平方米的朗生院里,則住著14戶60多人,人均居住面積不足2.5平方米。朗生們祖祖輩輩就居住在低矮、陰暗的房間里。這些家奴是莊園主從所屬莊園和屬民中強征過來的,主要從事織卡墊、織氆氌、馬夫、炊事、釀酒、裁縫、侍衛等繁重的工作。

    75歲的米瑪頓珠曾經是帕拉莊園的朗生。回憶起當時的悲慘生活,老人說:“我13歲成為帕拉莊園的朗生。第一年幫他們干一些家里的小活,第二年就做了手工縫紉工。以前,我就住在帕拉莊園朗生院里最小的一間房子里,一點人身權利都沒有。”“每天餓著肚子,卻還要做很多繁重的工作,實在不是人過的日子!” 

    所有的這一切不就是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的真實寫照嗎?民歌里唱:“太陽照到的地方,是三大領主的地方;水流到的地方,是三大領主的地方;農奴祖祖輩輩,沒有一塊立腳的地方。”只看得到統治階層的利益安然無恙,莫非這些,就是達賴集團對“自給自足和佃農相當富裕”、“沒有饑荒、沒有乞丐”的概念的理解?但對一個社會歷史形態的定義是無法以統治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多少歷史的足跡、人心的印痕,又反證了什么呢?事實無情地擊碎了達賴集團的謊言。對于1959年之前的舊西藏,達賴本人除了使用所謂“有更多自由、很民主”等大而化之的說法外,很少、幾乎沒有進行過清晰的描述。恐怕是因為害怕一旦描述了,他們所編造的謊言,將被自己徹底揭穿,在世人面前落下笑柄。只可惜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達賴集團在《西藏之頁》上所說的舊西藏是“法治公平的社會”同樣“震驚”了世人,因為如果說起舊西藏的“法治”,那才叫人心生恐怖。舊西藏通用了幾百年的“著名”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緣何如此“著名”?以森嚴殘酷的等級之分著名、以駭人聽聞的刑罰著名、以事無巨細地保障三大領主的利益而著名!美國藏學家譚·戈倫夫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中也“慨嘆”:“人類平等是佛教教義中的一個要素。但是,不幸的是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級制度。”

    已故十世班禪大師1988年4月接受《民族團結》記者采訪時更曾深有感觸地說:“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處在政教合一、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社會。其黑暗、殘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候,僧俗領主都有監獄或私牢。當時刑罰非常野蠻殘酷。像剜目、割鼻、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廟之一甘丹寺就有許多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來剜目、抽筋等殘酷的刑具”。

    達賴集團居然還敢拿“法治”說事!公平正義是現代文明法治的基本價值取向,達賴集團現代文明法治在人類文明歷史長河中經過了千年的演進得來,用現代文明法治的文字表述來套一個“比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社會形態,其中與歷史的距離、與現實的距離,只能用顛倒黑白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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